在“无用”中求大用——一位历史学者的治学育人之道
在人工智能重构知识边界、实用技能备受追捧的今天，历史学常被贴上“冷门”“无用”的标签。然而，在我校历史文化学院院长、教授叶宗宝看来，真正的教育恰始于对“无用之用”的坚守。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叶教授，聆听他如何以史为舟，在看似沉静的“无用”深处，驶向治学育人的“大用”之境。
看似无用处，实藏大用机
推开叶教授办公室的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生机盎然的绿萝。藤蔓垂落书架，最长的一枝几乎触到地面。他坐在靠门的小沙发上读书，一抬眼，便能望见书架上任连德先生的画像——那位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先贤，仿佛在无声凝视中传递着跨越学科的求索精神。办公桌上，摊开一本《国史大纲》，纸页泛黄，边角微卷。这部诞生于抗战烽火的著作，蕴藏着钱穆先生“温情与敬意”的史观。在叶教授心中，它不仅是通史经典，更是滋养心性之书，教人以共情理解过去，在纷繁世相中守住文化根脉。因此，这本书始终是他向师生反复推荐的起点之书。
“有人问我，学历史能做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它不仅教你谋生，更教你如何成人。”叶教授坦言。在他眼中，历史学的价值不在即时变现，而在塑造思维深度、价值判断与人文情怀。“当学生学会从百年变局中理解制度变迁，从个体命运中体察时代洪流，他们便拥有了应对不确定未来的定力。”
“你看这绿萝，”他轻轻抚过一片宽大的叶子，“没人指望它开花结果，可它净化空气、滋养心境，日日陪伴。历史亦如此，‘无用’之学，往往藏着最根本的大用。”
春风化细雨，桃李自成蹊
叶教授坚信，育人如栽树，不可揠苗助长。而这份对“慢教育”的执着，并非凭空而来。回望自己的求学之路，他坦言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至深。初中时，固始老胡集中学的英语教师胡乃发先生，发音纯正，讲一个单词能用整黑板的例句铺陈语境。那种对知识细节的尊重与教学的热忱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好老师的模样。硕士阶段，河南大学的张涛教授以严谨治学和独特的授课方式深深感染了他。课堂从不照本宣科，仅凭一张小纸片上的提纲，在教室里边走边讲，声音洪亮、目光如炬。后来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，章清教授曾在他的习作旁写下一句批注：“研究中要注意‘历史感’。”这寥寥数字如醍醐灌顶，让他顿悟：真正的史学，不只是史料的堆砌，更是对时代氛围、人心逻辑的深切体察与还原。这三位老师，一位教他“认真”，一位教他“互动”，一位教他“共情”，共同塑造了他对“何为好教育”的理解。
承此师道，他在《中国近代医疗史》等课程中独创“研讨式五步法”，即示范讲解、项目分组、查阅资料、组内交流、班内评议。这一方法并非凭空构想，而是源于史学论文写作的真实流程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学生反馈普遍认为，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，也并未削弱教师的引导作用。相反，教师从“讲授者”转变为“设计者”与“催化者”。在能力培养上，成效尤为显著，表达能力、独立思辨能力、跨学科研究能力乃至未来所需的课堂教学能力，都在一次次研讨中悄然生长。有学生笑称：“上完这门课，我不仅能写论文，还能站在讲台上讲清楚它。”
更难得的是，“研讨式五步法”巧妙融合了传统书院“师生共研”的精神与现代高等教育的系统性，既激发了学术兴趣，也锤炼了研究素养。叶教授强调：“这套方法的价值，不在于‘五步’的形式本身，而在于其核心理念，也就是学生主体、问题驱动、能力导向。”在他看来，这恰恰呼应了当前“四新”学科（新文科、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）建设所倡导的教学改革方向，可以推广到其他人文乃至交叉学科课程中，关键是要理解其“神”，而非照搬其“形”。
他反对“速成式”培养，主张“日积月累，以慢为快”。十余年来，这股“细雨”已滋养出满园桃李。有人考入北大、复旦继续深造，有人扎根中学讲台成为历史教学骨干，更有毕业生重返母校任教，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实现师生同研、薪火相传的佳话。
深挖一方土，广育万里程
“大用”不止于课堂，更在于以知识服务社会、回应时代。在叶教授看来，历史学若脱离脚下这片土地，便成了无根之木。“我们不做悬浮的学问，而要让历史‘落地生根’”，他说。
作为院长，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将地域禀赋转化为学科优势。大别山的红色记忆、中原深厚的根亲文化，这些看似“地方性”的资源，在他和学院教师的共同推动下被系统梳理、理论提升，逐步凝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、特色课程群和学术平台，不仅有效规避了同质化竞争，更在特定领域建立起学院不可替代的学术话语权。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源于对地方文脉的长期深耕与整体性规划。
他始终认为，学术研究不能自说自话，而要回应现实关切。无论是编纂《简明信阳通史》，还是开展两岸根亲文化研究，抑或服务红色遗址保护，学院的科研工作始终紧扣时代命题与地方需求。这种“顶天立地”的取向，既提升了成果的社会价值，也赢得了政府、社会和同行的广泛认同，为学科发展争取到更多支持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，他着力推进有组织科研，通过战略引导，将教师的个人研究志趣有机融入学院聚焦的大别山革命史、根亲文化等重点方向，积极推动跨代际协作与跨学科联动。依托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，集中力量开展协同攻关，持续产出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连续八年实现立项不断档，近八年来平均每年获批约3项，不仅保持了立项的持续性，其立项总数和年均立项数量，也在全校乃至全国历史学科中位居前列。学院牢牢把握住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一“牛鼻子”，以项目带动团队建设、促进成果产出、提升学术声誉，逐步形成了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旧学融新识，静水起长澜
面对技术浪潮席卷知识领域的时代变局，不少人担忧人文学科将被边缘化，但叶教授始终从容笃定。“AI可以检索千万条史料，甚至生成一篇结构完整的史论，但它无法替代人类对‘意义’的追问，为何发生？何以如此？我们又该如何记忆、理解与反思？”在他看来，技术只是舟楫，思想才是航向。
他并未固守传统藩篱，而是以开放姿态主动推动历史学在“守常”与“应变”之间寻求平衡：一方面坚守史学的根本，对史料的严谨考辨与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；另一方面积极拥抱变革，将AI、大数据、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融入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。学院陆续开设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》《中国医疗史》《科学技术史》等文理交叉课程，探索数字人文与实证史学的融合路径。
这种“新文科”实践并非孤立推进，而是多维联动：一是与地域文化深度结合，通过项目化教学、特色学科群和科研平台盘活地方资源；二是强化人文学科内部及与社会科学的对话，构建“历史+”课程群，探讨历史学与教育史、医学史、环境史等学科史的互动；三是推动“政产学研”协同育人，与地方政府、文博机构及中小学建立长效合作机制，邀请地方专家走进课堂，让学术扎根现实土壤。
这一系列融合不仅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边界与方法论工具箱，也吸引了更多具有多元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与学生加入，为人文学科注入了沉静而持久的创新活力。恰如静水之下，长澜渐起。
但他也警惕“为技术而技术”的陷阱。“工具日新，精神恒久。”他强调，所有技术手段都必须服务于史学的核心使命：求真、求善、求理解。为此，他始终坚持“双轮驱动”，一手抓数字技能训练，一手强化学术伦理与历史哲学思辨。
于“无用”处深耕，在守正中创新。叶教授，这位兼具学者与院长身份的史学人，正以沉静之力，推动着学院在特色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他深信，历史学科的价值，正在于培养既能沉潜故纸、又能回应现实的复合型人文人才。而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，历史文化学院通过深挖特色、推动交叉、强化科研、服务社会所作出的扎实努力，正是对大学精神最本真的守护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弃微光，以恒久之功，育时代所需之大才。